资产收缩的同时，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在万达体系内的身份也在渐进退出。今年7月27日，他卸任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职务，这是近年来第三次从万达核心主体卸任董事。至此，王思聪清空了在万达体系内的所有董事职务，仅保留通过大连合兴投资间接持有的2%股权，从一个曾被视作默认接班人的“二代”，转变为不直接参与经营的外部股东。
与坐拥能源禀赋的其他海湾邻国不同，阿联酋已成功发展出以金融、旅游、物流和房地产为核心的非油经济，但高度依赖外部因素，尤其在资本、人口、能源市场和地缘安全等方面。
此外，公司还有3470亿美元尚未开始执行的租赁承诺，因此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。其中仅在7月就增加680亿美元，相关付款将于2027年和2028年开始。这些支出是在现有租赁之外，主要涉及数据中心、托管机房及“特定网络基础设施”。
近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，上海柚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，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，存在健康隐患，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。
在资源股方面，章建平全面收缩。一季度末，他还在北方稀土、东材科技、西部材料、四川黄金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，以一季度末股价计算合计持仓市值为54.07亿元。而到了二季度末，这五只资源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均已不见章建平的踪影。其中减持动作最猛的是北方稀土，一季度末章建平持有北方稀土7225.44万股，而二季度末该股第十大流通股东持股仅1107.5万股，意味着其在二季度减持了八成以上的仓位。
这不是一组孤立的数字，它背后是无数企业频繁迎检、无端受罚的无奈经历和现实困境。数据的分量，要放在企业日常经营的真实处境里才能被真正理解。对一家生产企业来说，一年被多个部门轮番检查十几次，每次都要停工迎检、准备材料、陪同解释，这些隐性成本最终都转化成了企业的经营负担；另外，对一家企业而言，一笔没有明确标准的罚款、一次没有法定依据的查封，可能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，甚至破产。9万多件查纠案件、近310亿元挽损金额，意味着众多企业曾经承受这些本不该承受的代价。这些数据背后，是企业被不当执法挤压掉的利润、时间和信心。
商务部周四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，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，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《公共采购法》的立法草案。草案设置了“欧洲优先”条款，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，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。中方对此高度关切。何亚东说，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，保持市场开放，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，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、透明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，及时评估相关影响。
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《信息通信行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（以下简称规划），提出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、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、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六方面具体任务。
